为什么应该了解达赖喇嘛

最近达赖喇嘛在推特上和中国网友见面，直接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受到了推友们的欢迎。推友们提出了几百个问题，由于时间限制，达赖喇嘛只能回答其中很少一部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对话结束后，推友们纷纷表示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从网友们的讨论能够看出，对达赖喇嘛的了解，有些中国网友多一些，有些少一些，了解得越多，越理解达赖喇嘛的“中道”理念。

我看到，有网友对达赖喇嘛曾说过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曾表示钦佩毛泽东而大不以为然，似乎认为在苏东阵营崩溃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达赖喇嘛这样的表示，很有点落伍于时代。这样的想法，恰是因为我们过去很难有机会全面地了解达赖喇嘛生平经历，不了解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藏民族政治家、一个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由》中就说到过，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达赖喇嘛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追求平等的观念，是能够和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相容的。在佛祖的时代，佛教就是以其主张众生平等而从印度教脱颖而出。达赖喇嘛从小就接受严格佛教教育，精深佛教理念。他青少年时代受过藏传佛教的辩经训练，在众多高僧大德的监督下考得藏传佛教的“博士”学位——格西拉然巴，有着精密思考的习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评”，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和佛教理念相符合的那些观点。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的。

达赖喇嘛是在1954年应邀访问北京的时候认识毛泽东的。那时，19岁的达赖喇嘛担负着藏民族何去何从的重任，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一群中国领导人，对西藏人民的权利，对西藏未来的发展做出了种种承诺。中国后来的诸多灾祸，西藏后来的种种劫难，那时还没有发生。年轻的达赖喇嘛早就认识到，藏民族必须改变封闭状态，必须改革，必须走向现代化。他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汉藏和好上，他曾经把汉地的先进物质文明看成是藏人的老师，希望这个老师来帮助藏人发展。

他对毛泽东的推崇，就是以这一认识为依据的。他批评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谴责对中国人民和西藏人民犯下的罪恶，但是至今他还是说，中国的物质进步，是藏人的老师。达赖喇嘛回答问题从来就是这样，该批评的批评，该肯定的肯定。自从1959年3月出走后，半个多世纪里，达赖喇嘛无数次地被各种各样的人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所表达的精神却一以贯之，听上去是那么简单，时间越久却越显深刻。这和达赖喇嘛作为一个佛教僧人的坦荡心态有关。正是这种坦荡，甚至有点天真，再加上藏传佛教“辩经“训练出来的精密思考，准确表达，让外部世界凡是接触他的人都感觉亲近，而且钦佩不已。

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受到过达赖喇嘛所经受的诽谤、污蔑、谩骂、侮辱。中国政府动用了国家力量，宣传部制定了国家政策，来封杀和抹黑达赖喇嘛。中国的历任国家领导人，竟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公开地侮辱达赖喇嘛。而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没有一个正当的途径来了解达赖喇嘛。从这次网上对话前中国推友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网友们已经开始怀疑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宣传不是事实，他们希望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达赖喇嘛。他们的众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达赖喇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其实达赖喇嘛以前在很多场合，对无数的人回答过。

中国的宣传部，对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旅行而发明了一个汉语新词：“窜访”。中国民众不知道的是，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讲经，他向世界各个民族的人讲解佛祖的慈悲和智慧。他告诉人们，佛教不只是要信，更重要的是做。佛教的“修为”能让你做一个更好的人。他不劝别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告诫说改变宗教信仰而皈依另一个宗教是很苦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你在依然信仰原来的宗教的时候，对佛教的修习，会使你成为原来宗教的一个更好的信徒。

达赖喇嘛再三说过，佛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佛教不是要你盲从，而是要你自己观察，自己思考。他说，当宗教的某些说法做法，和当今的科学技术不一样的时候，你应该去考察，思考。如果你观察思考的结果，证明科学更合理，你就应该放弃宗教的说法做法，而遵从科学。反过来也是一样。

达赖喇嘛无数次地说过，人本质上是相同的，人人归根结底都在寻找快乐，追求快乐。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怎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达赖喇嘛提倡“普世责任”。在当今世界上，你的快乐其实和别人的快乐是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和乡村，战争与和平，贫富差距，精神危机，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谁也逃避不了，正是这些共同的问题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事实，使得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不论地位，不论男女，都有一份普遍的责任。

在这样的佛教之慈悲和智慧理念的引领下，达赖喇嘛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亡道路。 从1959年出走后在印度提斯普尔第一次面对各国记者，到如今在网上直接回答中国推友的问题，从流亡初期诉求独立，到后来放弃独立，追求高度自治，达赖喇嘛发表过无数次的讲话，回答过无数次的问题。达赖喇嘛还出版过很多书籍。正是这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但愿从现在开始，我们中国人能够更多地了解达赖喇嘛。我相信，对达赖喇嘛的了解，能够回答你的很多问题。

桑东仁波切谈“大西藏”问题

桑东仁波切谈“大西藏”问题

（2008年9月25日，达兰萨拉）

李江琳采访，翻译

桑东仁波切，1939年出生，藏地康区久纳珠雪巴（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人。四岁在央金彭措林寺庙出家为僧，五岁被认定为四世桑东仁波切转世。七岁受戒，十二岁进入哲蚌寺深造。1959年流亡印度，当年于菩提加耶受比丘戒。1969年获密乘格西学位。1971至1988年任瓦拉纳斯西藏文化学院院长。1996至2001年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并选为议长。2001年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第一个民选的首席噶伦（总理），2006年再次当选为第二任民选首席噶伦。
2008年9月25日，记者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办公室采访了桑东仁波切。以下根据录音整理翻译。录音英文稿经桑东仁波切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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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西方有句谚语：“每一片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是如此。这些事件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藏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想知道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何以会有一个“西藏问题”？然而，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大家很关注，好像也有一些误解。

问题之一是有关“大西藏”的概念。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大西藏”意味着你们打算带走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 我觉得这个概念有必要得到澄清，应该弄清楚，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其含义。如果没有权威性的澄清，谣言就会泛滥。因此，我想请您谈谈“大西藏”这个概念，其来源及其含义。

桑：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个重要问题。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

“大西藏”这个表述是中国领导人创造的一个新词。本来西藏就是西藏，没有什么“小西藏”，“大西藏”或者“次西藏”。

1932年，国民党中国与西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注1）。停战协议中，双方同意以金沙江作为中国与西藏的边界。直到1951年，这个边界一直是中国和西藏之间的临时边界。因此，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为“内藏”和“外藏”。“内藏”，即金沙江以东的藏人区，为国民党中国统治；金沙江的另一边，即“外藏”，是独立的。

1913，1914年间，英属印度，中华民国和西藏三方在印度西姆拉召开“西姆拉会议”。英属印度劝说西藏和中国彼此承认，说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西藏应当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应当承认给西藏完整的内部自治。这个方案双方都接受。印英政府不接受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他们只接受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也承认西藏的内部自治。所以说，这点在1914年就解决了。

接着就提出了边界问题。西藏和印度的边界没有争议，西藏一方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印度一方也接受了。所谓麦克马洪线围绕了西藏的四周，其中有争议的是麦克马洪在中国和西藏之间划出的边界。中华民国无法接受。中国代表退出会议。他们签字了，但是没有在文件上盖官方印鉴。他们返回中国，通过官方宣布他们不承认该项协议。

此后，英属印度和西藏拟定了一份议定书，内容是说除非中华民国承认（西姆拉）协议，所有给予中华民国的特权将不被承认。那就意味着对西藏的宗主权不被英属印度和西藏承认。英属印度和西藏确定和同意了印度和西藏的边界，确认了这一段麦克马洪线。此外，两方还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

英属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这项贸易协定每十年续签。因此，每隔十年，第一次是1914年，此后是1924，1934，1944；所有这些续签都是英属印度和西藏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进行的。接下来，1944年之后，再次续约是1954年。那时候，整个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印度已经于1947年独立，西藏则于195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那项贸易协定如何续签呢？续签是在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的。

续签的协定有一个新的前言，一个很长的前言， 称为“潘其希拉”（Panchshila）。很多人不知道“潘其希拉协议”是什么。“潘其希拉协议”并不是一项单独的协议。它是对始于1914年，延续性的印藏贸易协定做出续签时达成的协议（注2）。 当时续签了八年，而不是十年。印度提议续签二十五年，中国提议续签五年。经过谈判，双方同意续签八年。那八年到1962年到期。那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你知道，中印战争。此后该项贸易协定很长时间没有续签。

李： 也就是说，“大西藏”概念是那时候开始的？

桑： 这点我下面会谈到。因此，直到1951年，西藏是被分开的。中国统治（部分）西藏。从中国方面来说，那部分可以称为“内藏”，就像蒙古，有“内蒙”，“外蒙”之分。“外藏”是独立的。1950年，（中国）军事力量进攻昌都，在昌都展开军事行动，该地发生了很多抵抗，还爆发了一场内战。至1950年底，当时的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当了战俘。现在中国称之为“武力解放”。

1951年初，（中藏）就如何“解放”西藏其他地区在北京谈判。西藏其他地区是通过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的。
就在十七条协议在北京讨论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西藏代表团提出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了，西藏人现在必须统一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内藏和外藏”。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同意说，这个想法是适宜的，但表示此时他们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已经解放了“内藏”，“外藏”也将通过和平途径来解放，所以我们应当先完成十七条协议，然后再考虑如何统一“内藏”和“外藏”人民。由此可见，这个想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从十七条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当时， 有几位高级官员从北京来拉萨访问（注3）。他们已经为西藏自治区的建立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在那期间，西藏政府官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西藏民族统一为一个整体的问题，现在是适合实施的时候了。大家都同意这点，于是设立了一个以一位高官为首的委员会。这位官员是一位共产党高级官员，也是藏人，名叫桑杰益西（注4）。桑杰益西为首的委员会，我记得是一个五人委员会。他们开始就如何将整个西藏民族纳入同一个自治区展开工作。

1958年，骚动开始了。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和其他藏人流亡到境外。桑杰益西委员会无能为力。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但是西藏被进一步划分，成为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的一些自治州，自治区和自治县。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是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5个少数民族。西藏这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不是十个或十五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自治区。这也就是我们放弃分离和独立的原因。如果我们要求分离的话，那么在1951年，我们就不会要求内藏和外藏的统一。我们就只能要求外藏的分离。因此，当我们接受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适当地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有一个包含全体藏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不是一个领土问题，也不是其他什么问题，只是一个有关人民的问题。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提倡该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要实现那个目的，西藏人民应该生活在同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域之内。我们是一个民族。如果参照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都只有一个自治区。蒙古人是一个蒙古自治区，维吾尔人是一个维吾尔自治区。只有藏民族被划分为如此之多的区域。 因此我们对中方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个政策必须摒弃。马克思提倡民族自治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平等和合作，以便于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和团结的人民。 为此，汉族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必须被摒弃。

为了实践这个想法，藏民族就不应该被划分成这样多的小块。如果藏人有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中央政府跟自治区打交道就会容易得多，反之亦然。语言保留，文化认同将会一次性实行，而不是分为许多层次。这样将会有助于藏人与其他人民，其他民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感情上的团结。这就是我们这方面的理由。

因此，也许西藏人民居住的区域是四分之一的领土，但是假如我们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分出去，那么，你可以考虑大小，考虑四分之一领土不能被分裂的问题。现在我们并不要求分离。我们是要求统一，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合。就此而言，区域的大小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李： 如此说来，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大西藏”概念并不是一个领土概念，而是一个行政概念？

桑： 是的。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行政概念， 根本不存在领土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少数民族人数较多，但是他们没有聚居地。他们分散各处。这样的民族有民族自治，但是没有区域自治。

其他的少数民族则是聚居的。藏人也是聚居的。民族区域自治符合藏人的情况。只是如何实行自治行政的问题。自治行政总是在中央政府、中央国会和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的。所有的这些都不会缺少。我们只是要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条款。因此，并不存在领土问题。

李： 您所说的“中央政府”，“中央国会”，您指的是北京？

桑：是的。

李：那么，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行政班子在这个自治区会起什么作用呢？

桑：达赖喇嘛的行政班子将与西藏自治区毫无关系。西藏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将会被解散，达赖喇嘛将不再会有任何政治责任。西藏人民的自治区将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安排一切事宜。只是在过渡时期，直到西藏问题解决之前，作为六百万西藏人民的自由代言人，达赖喇嘛尊者有道德上的责任，必须为此努力。

西藏问题一旦获得解决，我们得到宪法条款中规定的自治，流亡藏人就会返乡。有些人可能不会回去。如果他们不回去，他们会成为印度人，会成为他们目前所在国家的公民。住在美国或者欧洲的人已经成为他们所在国的居民。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

李： 仁波切，非常感谢您的解释。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大西藏”这个想法能够实现，西藏人民能够被统一在一个自治区之内，您所说的“自治”具体是什么内容？西藏自治的未来计划是什么？

桑：我们对西藏自治的未来计划非常简单明了。达赖喇嘛尊者采用“中间路线”这项政策后，于1989年发表了一份文件，即“斯特拉斯堡提议”（注5）。“斯特拉斯堡提议”说的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差不多是香港模式吧。1989年之后的谈判，中央政府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我们接受了这点。

2002年至今，我们要求的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款，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所规定的自治。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治，你们什么也没有实行。目前给予藏人的自治只是名义上的，并没有实质上的自治。有关自治的法规一条都没有启用。自治区的立法机构并没有起到他们应该起的作用。

因此，在十月的谈判和对话中，我们将会提供一份详尽的文件，阐明我们所期望的自治是什么。我们要求的仅仅是宪法条款上的内容。宪法条款中提到语言，提到文化，提到宗教自由，提到经济，提到教育，提到内部安全，还提到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贸易关系，这些在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上都有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会参照每一项细则，要求他们诚心诚意地为全体西藏人民实施这些条款。这就是我们的自治。

无需改变政策，也无需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仅仅是政治意愿。如果中国领导人有政治意愿的话，他们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够做到。只是落实而已。举例说，实施自治条款的第一步是制定基本法，也就是自治法规。自治法规必须实行。

我听说西藏自治区曾经三次提交自治法规，但是三次人大常委会都没有批准。根据宪法，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西藏自治区就会有一个单独的自治法规，在那个法规之内，自治区人大的立法机构就能够实施所有的规定。因此，这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在此之后，其他一切就可以实施。

如果这些全部实施的话，自治区不必有独立的军队。军队将始终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自治区不能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自治区只会送学生出去学习，或者邀请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学者。自治区可以与西藏周边接壤的国家进行边境贸易，不必请求中央政府。因此，实际地说，国防和外交将是中央的事情。而且，中央政府不必给自治区拨款，使得自治区（在经济上）依赖中央。自治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来使用自己的自然资源。

宪法第112条到第122条，所有的自治条款都相当明确，还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条款。如果这些都认真实施，那就没问题了。藏人会满意，西藏文化将会得到保护，藏人在感情上将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合。那是解决西藏问题相当容易，简单，平和，透明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问我“你所说的自治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那就是中国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自治。”

李：仁波切，谢谢您的解释。我还有一个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已经进行七次了。下个月将是第八次。

桑： 下个月将是第八次，没错。

李：大家都感到沮丧。不仅是藏人感到沮丧，关心西藏问题的人们同样感到沮丧。对话毫无进展。您认为阻碍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年，20多年，差不多有30年了吧，对话没有任何进展？

桑：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之间有两个始终无法调和的分歧。第一个是关于历史。第二个是藏民族的统一。这两个分歧是我们之间对话的主要障碍。

李: 历史？ 您指的是什么？

桑: 中国方面要求达赖喇嘛尊者接受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李：从哪个时代算起？

桑：（笑） 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怎么同意历史上并非真实的说法呢？ 从历史上来看，这不是事实。直到1951年，整个西藏从未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被蒙古统治了一些年。从1220年到1265年，西藏被蒙古完全占领。事实上，成吉思汗的儿子入侵西藏，此后西藏在蒙古的统治之下。1265年，忽必烈皇帝让八思巴管理（西藏），也就是将西藏主权交还了藏人。然后西藏在1951年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说，现在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自治实施的话，将来我们还会继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一直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是事实。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位佛教比丘，他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发表不真实的声明。他们的限制在于，如果你们不接受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根据国际法，1951年的“和平解放”就是入侵，目前的状况就被认为是占领。为了使中国现在的状况合法化，我们被要求接受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要调和这个立场，很困难。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要的是将所有的藏人纳入同一个自治行政之内。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能那样做。

李： 中国方面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桑：他们提出的理由相当薄弱。他们说历史上藏人从未成为一个整体。西藏一直就是分裂的，一向如此。 我们则说如果要谈历史，那么古代史，中古史，现代史，所有的历史都应该有同样分量。如果你从古代史上看，七世纪，八世纪，还有九世纪的一半，西藏一直是一个整体。西藏的分裂是从九世纪中叶，藏王朗达玛之后开始的。因此，仅仅从1951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是分裂的。我们接受这点。但是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回到大家庭了，我们应该有重新统一的权利。这是我们的立场。

这两点是基本分歧。到目前为此，我们一直同意，我们之间存在分歧。

李：您认为下个月同样的问题还会被提出吗？

桑：我想是的。除非他们就如何解决分歧提出新的立场。达赖喇嘛尊者说，我们不应该争论历史问题。我们何必要讨论历史呢？不管历史是怎么回事，我说当下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来我们还会如此。这就够了。把历史放到一边，让历史学家们去争论吧。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李： 仁波切，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注:：
(1) 即藏军与四川刘文辉之间的武装冲突，史称“康藏冲突”。1932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与西康代表签订《康藏岗托停战协定》，由此形成四川省和以后的西康省与西藏地区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

(2) 即中印两国于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之前言，即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3)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 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4) 桑杰益西， 即天宝（1917 － 2008），曾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西藏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

(5) “斯特拉斯堡提议”，即达赖喇嘛于1988年6月15日在欧洲议会的演说。

“流亡西藏”在哪里？

流亡藏人分布图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流亡藏人主要分布在印度南方和“北方山区”，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之南一带，包括锡金，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北方的几个邦。印度中部地区的藏人社区很少。这是因为印度中部地区人烟稠密，20世纪60年代，那里很难找出一片空地，让相当数量的藏人定居。南方和北方的那些地区有许多是原始森林，很多地方，比方说南方的洪素定居点，帕拉库毗定居点，以及许多的北方山区藏人定居点，60年代初尚未开发。那些地区划分给藏人做定居点的时候，是流亡藏人在印度政府的协助下开发出来的，一些零散居住在那一带的印度村落也因此受益。

谈到“流亡西藏”时，我们有好几个误区。

误区一：1959年大批藏人出逃，并不是几万人跟随达赖喇嘛，浩浩荡荡离开西藏的。1959年3月31日，达赖喇嘛在达旺进入印度时，他的随行人员只有80人左右，包括他的家人，经师，噶厦政府官员等等。护送他出境的康巴“四水六岗”反抗军战士不算。这些人很多并没有跟他入境，有些人留下了，有些人是后来撤出西藏的。顺便说一句，藏人的出逃也并不是仅仅从59年开始，其实从51年之后就开始了，只不过在59年之前是零星出逃，59年和60年代初则是大规模出逃。1959年5月到6月底，平均每天有四百多名西藏难民进入印度，到60年底就差不多达到八万人了。这批人我称之为“初期难民”，他们是流亡社会的基石。这些人中的老年人早已辞世，那时候2、30岁的人，现在也都7、80岁了。

误区二：当时的西藏－印度－锡金－尼泊尔边界跟现在不同，并没有明确的划分。藏人与这几个国家有长期的文化和商业交往，两边的人民互相往来，完全没有任何阻碍。直到现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边界对两边的人民也是自由来往的，我从印度去尼泊尔时，只有我这个“老外”必须在印度边境办理出境手续，走过两边边界的大门，进入尼泊尔领土之后，又得去办理签证。别人都是跟赶集一样来来往往，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所以，当时的大批藏人并不是“闯关”出境，而是就这么走过来了。倒是追击他们的解放军不敢越过边界，否则岂不是在别国展开军事行动了吗？

误区三：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事实：长期的信息封闭导致我们看到的世界，跟别人看到的不完全一样。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国人内部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但在中国之外的世界里，是一个重大新闻。大批各国记者赶到印度报道这件事。《纽约时报》差不多每天都有报道，而且好几次是头版头条报道。在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宫之后，世界新闻更是个热点，被认为是“当年最大的新闻”，一直到4月以后才慢慢淡下来，但是到5月，就开始报导有关西藏难民的消息了。换句话说，当时的世界，除了中国人之外，全都注视着这个事件。

有关难民的报道时断时续，一直到62，63年还有少量报导。国际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美国天主教慈善会等很快就派人去印度开展救援工作。达赖喇嘛的妹妹在她的自传《西藏：我的故事》里，列出了世界各国200多个帮助过西藏难民儿童的个人和组织。《纽约时报》还报导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到美国来，希望美国人民帮助西藏难民，藏人组织手工业中心，他们手织的地毯什么的拿到西方国家卖等等。美国和印度都曾为西藏难民专门成立过救援机构。有很多机构从59。60年开始就在援助西藏难民，已经援助几代难民了。

所以，现在常有人把西方人对藏人的关注说成“香格里拉情节”，我认为并非完全如此。西藏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对于中国民众是空白，但是对于西方民众并非空白。西藏难民最艰苦的岁月，中国民众不知道，但是西方民众知道。

“流亡西藏”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讲起呢？如果从59年开始，就得从几个临时难民营开始讲；如果从60年开始，就得从南方的帕拉库毗西藏难民定居点开始讲。如果从90年代以来开始，就得从加德满都开始讲。。。

还是从帕拉库毗开始吧。因为，帕拉库毗，我称之为”流亡西藏第一村“。

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2006年囊帕拉事件中被捕的西藏逃亡者


说起流亡社区，必须先从流亡藏人说起。很多人以为，“流亡藏人”这个概念，指的是1959年追随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不丹，尼泊尔和锡金的藏人，以及他们出生在海外的后代。事实并非如此。这篇文章是我对1991年以来的流亡藏人构成，以及他们逃亡的原因所做的一个调查。


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李江琳


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千5百到3千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这个数字不包括到达尼泊尔之后自行投亲靠友，未经难民中心援助的藏人。在此期间，西藏并未发生战争或者饥荒，每年却仍然有大量藏人出走，这一现象的背后，必定有某种原因。
无可否认，西藏自治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 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医疗，教育（包括藏语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这组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笔资金。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藏人能享受汉人享受不到的种种优惠，却无感激之心，汉人对此不免愤慨，所以网上对拉萨事件颇有“白眼狼”一类的指责。
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境内，长久以来我们听不到藏人的声音。为了对西藏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2007年10月，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3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考察。我要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


“西藏”的概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西藏问题。但是，从许多评论来看，汉藏民族在“西藏”这个概念上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对汉人来说，“西藏”指的是1965年9月1日成立的“西藏自治区”；而对藏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整体， 虽然康区和安多不在西藏自治区的版图之内，可是对于生活在那些地区的藏人来说，这一行政区划并不改变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是“大西藏”概念的来源。
这个认知差异对“西藏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投资，是对“西藏自治区”的投资，并不是对整个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的投资。其中的一些投资对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藏人有间接的好处，比方说青藏公路为自治区之外藏人区的交通带来了方便。交通改善不止是便利了藏人前往拉萨朝圣，当然还有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却并不能让自治区之外的藏人受益。根据《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提供的数据：“近四十年间，西藏自治区财政支出共875．86亿元，其中94．9％来自中央补贴。”这些补贴是给西藏自治区的，即使藏人从中受益，也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藏人受益，与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人无关。西藏自治区版图内的西藏人口约为全部藏族人口的一半，因此，把中国政府提供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理解为给全体藏人的资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认知差异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大家忽略西藏自治区之外，人口约占藏族人口50％的藏人生存状况。而这些地区的藏人恰恰是流亡藏人的主体。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数据，西藏难民总数的四分之三来自康区和安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难民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我在印度西藏难民营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的访谈完全是随机进行的，既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刻意选择或者针对某个人群，但是，接受我采访的藏人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和青海。


流亡藏人的构成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字，1993年到2006年，经过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共33，343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出走藏人都符合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难民”的定义而被统计在内。比方说，每年到达尼泊尔的藏人中，有一些朝圣者。这些人在朝圣结束后，有些会在尼泊尔或者印度短暂停留，另有相当部分会返回家乡。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以朝圣的名义取得护照，以便合法出境的流亡者。
出走的藏人是什么人？他们原先从事什么职业？从以下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西藏问题。

表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1993 － 2002）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牧民 1382 6.2％
尼姑 863 3.9%
喇嘛 9075 40.9%
农民 4725 21.3%
失业者 222 1%
学生 2765 12.4%
失学儿童 1902 8.6%
其他 1269 5.7%
总数： 22203 100％

注: 1993年只有接待藏人的总数,没有职业数据, 这个十年数据是根据难民接待中心提供的1992-2002年职业数据推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93到2002年这10年里，出走藏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两组人群：
1． 喇嘛/尼姑。这个人群总数是9,938人，占全部出走人数的44.8%。
2． 学生/失学儿童，这个人群的总数是4,767, 占全部出走人数的21%。


表II：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藏人职业分类
（2003－2006）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宗教人士 5013 45％
儿童/学生 3342 30％
农民 2228 20％
牧民/失业者 557 5％
总数 11140 100％
注：2003年12月内大量藏人到达尼泊尔难民接待中心，接待中心只有总数，没有精确的职业分
类数字。根据抽样调查，职业分类与上一年基本相同。


从表II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03 到2006的4年中，出走藏人的总数几乎相当于前10年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这四年中的出走人数增加了很多。这个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由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最近几年来藏人出走人数增加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不想轻易做出结论。
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06年这14年间，出走的藏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僧尼和儿童/学生。其中僧尼的百分比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学生与儿童的百分比从表I的21％增加到表II的30％。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藏人出走与宗教和教育方面的因素有关。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教育状况比较
宗教和教育，是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争执的焦点之一。可是，为什么僧尼和儿童出走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或许能帮助我们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理解藏人的状况和愿望。
由于汉藏两方对“西藏”这个包含了文化，民族，宗教和地域的概念理解不同，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只限于“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并不包括生活在西南各省的藏人聚居区。而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一向是被当作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主要成就之一。把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管理之下的流亡社区教育状况加以比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30％的儿童和学生。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指出：“到2003年底，西藏有学校1011所，教学点2020个，在校学生45.34万人，小学入学率达91.8%；文盲率30%以下。中央政府在内地21个省市建立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大中专毕业生近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网”在“西藏人口概况”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截止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70.17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50.72万人。也就是说，到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每百人有19.5人为学生，每2,294人有一所学校。
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是怎样的呢？境外流亡藏人的总数是13万左右，其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流亡藏人为12万左右。根据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数字，流亡社区共有87所学校，其中有40所小学，24所初中和21所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超过2万7千人，教师近2千名。流亡社会学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9％。 根据这个数据，流亡藏人每百人中有22个学生。每1，380人有一所学校。从1960年3月，流亡政府在印度北方的穆苏里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不到50年的时间内，在流亡中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还提到，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是以藏语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这里的“双语”指的是汉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中国的高考必须考英语，对于想要获得高等教育的藏族学生来说，除了汉语和藏语，还必须学习第三种语言。流亡社区的学校也采用双语教育，不过是藏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
相比之下，流亡社区的教育还有几个特点:
1. 对来自境内藏区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从80年代以来，流亡藏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向学校缴纳一定数目的学费，但来自国内藏区的流亡儿童和孤儿则是完全免费的。
2. 西藏儿童村附带小学，学生们穿统一校服，来自藏区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3. 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4. 流亡社区的教育理念是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结合，学生们在接受现代教育，学习英语，数学，科学等课程之外，也有机会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如西藏历史，民间故事，诗歌，史诗，音乐舞蹈，宗教等。
5. 小学毕业后，学生们离开儿童村，进入寄宿中学。初中毕业后，学生们可以升高中，也可以到职业学校去接受职业训练。高中毕业之后，如果考上大学，流亡政府教育部会为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们提供数目不等的奖学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社区除了经过印度教育部认证的普通学校之外，还有多所寺庙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有经学院，还有为年幼喇嘛办的学校。 以印度南方色拉寺的杰扎仓为例。色拉寺杰扎仓共有3千多名喇嘛，拥有两所学校，一所是初级学校，另一所是经学院，相当于宗教大学。喇嘛们进入经学院之前，必须先在初级学校接受相当于普通学校12年级的基本教育，课程包括英语，藏语，数学，艺术等，还有1年汉语和1年印第语。我参观过这所初级学校。学生全是喇嘛，教师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我请一位8年级的学生给我看他的英语课本，里面的课文没有宗教内容，而是印度学校的同等教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藏人孩子从小出家，在印度色拉寺长大，但是日后决定不进入经学院深造，而是选择还俗的话，他并不会因为从小出家而失去受基本教育的机会。
对于家境贫寒的藏人来说，在流亡社区可以得到免费教育，不必学三种语言，而且将来还有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可能性，其吸引力不言而喻。

西藏自治区与西藏流亡社区宗教状况比较
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基础。传统上，通过各教派的大寺院自办经学院来培养僧尼，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年轻僧侣们必须在经学院学习多年，才能继承本派的精髓，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教导下一代僧侣。且不说经济来源，要办经学院，一所寺庙里得有相当人数的僧侣才有可能。
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宗教状况，《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政府） 投资数亿元修复寺庙，维修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进行了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的浩大工程；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
西藏的主要寺庙大多在“平叛”，“文革”以及历次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投资“修复”寺庙实质上等同于“赔偿”。所以，修复寺庙可以作为政绩，但藏人并不一定为此感恩，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拥有250.72万藏人的西藏自治区，有4.6万名僧尼，占总人口的1.8％。 这些僧尼住在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里，平均每个“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27名僧侣。 这些“宗教活动场所”如果单指寺庙的话，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大寺庙，比如拉萨的大昭寺，有几百名僧侣，那么，其他一些寺庙必然僧侣人数很少。一所寺院即使有几百名僧侣，也很难有能力开办高水平的经学院。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不仅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重建了包括西藏各教派的寺院二百余座，其中哲蚌寺、色拉寺各自都有三、四千名僧侣，而且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一些寺院和一千余个宗教组织。”藏传佛教各教派在流亡社区都有自己的经学院，这些经学院不仅吸引来自藏区的学僧，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僧侣。我在达兰萨拉大昭寺，就看到辩经的僧侣中有来自以色列，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僧尼。
在达兰萨拉，我采访了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秘书长茨仁顿珠先生。他向我介绍说，目前流亡社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有223座寺庙，共有3万左右僧尼，平均每所寺院有135名僧侣。从境内来的僧尼，以及打算来流亡社区寺庙出家的年青人，流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到适当的寺院。在寺院里，根据各人不同的程度，开始接受普通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宗教文化部会为来自藏区的僧尼提供15年的经济援助。15年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通常必须自己设法寻找经济资助，有时候会有国外资助，有时候寺院会继续资助他们。在流亡社区学习的僧尼，约有一半左右会回到中国境内的藏区，致力于下一代僧侣的教育和藏传佛教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不仅四大教派的法王都在境外，高水平的经学院也都在境外。因此，每年出走印度的藏人中，有高达45％是僧侣，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保持10多年不变。我所采访过的流亡藏人中，凡是最近十几年出境的人，问起他们离开西藏的原因，几乎都把来到达兰萨拉朝见达赖喇嘛当作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比较是流亡社区与西藏自治区的比较。考虑到10年来，流亡藏人绝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康区和安多，那些地区藏人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应该不会比西藏自治区更好。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包括康区和安多的藏人社区制定更加宽松的宗教政策，减少对僧侣人数和藏人精神生活的限制，并且加大教育投资，使更多的藏民儿童能够接受藏人所期望的基本教育，不失为汉藏和解的第一步。


资料来源：
1．《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5/24/content_1487517.htm

2．“危险的翻越：影响西藏难民逃亡的因素”。国际支援西藏委员会年度报告 （2001－2006）
Dangerous Crossing: Conditions Impacting the Flight of Tibetan Refugees.
http://www.savetibet.org/campaigns/refugees/index.php
3．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资讯网
http://www.tibet.org.tw/about.php

寻访流亡西藏

1959年3月拉萨事件之后，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紧接着，数十万藏人追随他们的领袖，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和印度。为了安置一无所有的西藏难民，这些国家的政府划出土地，为他们建立西藏难民定居点。难民们得以安定下来，在异国他乡聚族而居 。在定居点里，西藏难民们建立学校，孤儿院，老人之家，寺院，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西藏流亡社会。几十年来，年老的流亡者逐渐凋零，新的一代在异国他乡出生，每年还有数千藏人从山那边走来，加入流亡者的行列，为西藏流亡社会增加新的血液。

但是，流亡藏人并不限于这几个国家和地区。走下高原的西藏流亡者，渐渐走向世界。目前，境外流亡藏人有近14万人，分散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将近20个国家里。流亡藏人中的大部分仍然居住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约50个西藏难民聚居处。除此之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流亡藏人。

流 亡藏人人数虽然不多，而且，他们有的聚居，有的散居，分散世界各地，无论在哪个国家，他们都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可是，多年来，流亡藏人在世界政治 和文化舞台上，扮演着与他们的数量不成比例的角色。他们不仅保留了西藏文化传统，将之传播到全世界，并且通过不懈的努力，使“西藏问题”一直凸现在世界的 视野之中。很多年来，“流亡藏人”这个词，已经成为中文世界里一个常用词汇；与其相应的英文词，Exile Tibetans，也成为世界报刊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专有名词。

“西藏流亡社会”到底在哪里？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流亡藏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又是怎样在异国保留他们的文化之根？ 流亡社会到底对西藏境内的藏人有何吸引力，使得一批又一批藏人背井离乡，翻山越岭而来，整整半个世纪未曾停止？

2007年，我有机会去达兰萨拉。临行前，我与一位藏人朋友通电话，告诉他我将要访问达兰萨拉的事。

“如果有时间，你何不去一趟帕拉库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

“帕拉库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那是什么地方？”

“印度南方，”他说，“那里有很大的西藏难民定居点，还有大寺院。不过，去那里要印度政府的特别通行证，而且你不能在定居点过夜。一旦被印度警察发现了，你会遇到麻烦。”

我当下决定要去看看。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从帕拉库毗开始，我会踏上寻访流亡西藏的艰苦路程。

寻访之路把我带到印度南方，又把我带到喜马拉雅山脉之南。我从纽约飞到新德里，从新德里到加德满都，从加德满都返回印度。我背着装满摄影，录像，录音设备的背包，拖着小行李箱，揣着一纸特别通行证进入锡金，在那里我有幸找到一位1959年护送达赖喇嘛离境的四水六岗老战士。从锡金兼程赶到昔日的商城噶伦堡，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逃难时住过的“不丹宫”，然后匆匆前往风光如画的大吉岭。在这些大小不一的西藏难民定居点里，我有机会采访来自西藏各地，来自不同年代的流亡藏人。 “西藏流亡社会”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它向我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和质地。

在家中整理采访笔记，录音和照片时，许多流亡藏人的面容在我眼前晃动。他们曾经是安分守己的牧民，农民，喇嘛，1959年之后，他们的命运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翻身农奴”有的成了四水六岗的战士，有的成了木斯塘的游击队员，有的加入了印度藏军。原先的喇嘛变成了农夫，原先的牧民变成了手工艺人。 这些人有老有少，年龄最大的87岁，年龄最小的12岁，跨越了好几个时代。他们的生命历程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流亡藏人”。

这些人的名字很普通：强巴，扎央，热地，平措，洛桑，卓玛，措姆，多杰， 扎西……他 们在车间门口，路边摊旁，办公室里，寺院，茶馆，餐厅，学校，在我们相遇的各种地方对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的过程中，他们必须再一次翻起埋藏在记忆中的 痛苦往事，再一次揭开心中的累累伤疤。他们有的挽起裤腿，给我看子弹留下的疤痕；有的脱下鞋子，让我看翻越雪山时冻坏的残肢。讲述时，他们没有愤怒，没有 仇恨，没有控诉，每个人都用平静的语气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西藏问题”绝非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而是每一个藏人的切身问题，是西藏民族的文 化和命运的问题。在此，我诚挚地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为历史留下珍贵的见证。他们的见证使西藏现代史显得如此沉重而悲壮。

2007年11月，我在印度南方色拉寺杰扎仓采访几位年轻喇嘛，他们是杰扎仓十年制普通学校的八年级学生。当时他们盘着腿坐在宿舍里，面前摊开印度政府教育部指定的数学和英文课本，正在复习功课。我请读英文的15岁喇嘛给我看看他的课本。其中有一篇课文，是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写给他的女儿英迪拉的信。我拿出笔记本，抄下了信中的一句话：

"History is not a magic show, but there is plenty magic in it for those who have eyes to see."

在这个博客里，我将与所有关心西藏命运的人们分享我在印度，尼泊尔，锡金西藏难民定居点拍的照片，以及我对西藏流亡历史的研究心得。

西藏流亡史，是一个弱小民族在强大的外来压迫之下，竭尽全力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和民族尊严的历史。藏民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方式艰难地走向现代化。历史上有无数弱小民族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下消失，而藏民族却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西藏流亡史是一部宏大而悲壮的史诗，这部史诗正在我们的面前展开。

让我们睁开心灵的眼睛，一同见证历史的奇迹。